在外交人員的圈子，沈恪的名字永遠都和“循規蹈矩”“不講情面”這幾個詞綁在一起，從不例外。
我與他在千禧年結成夫妻，到二零零五年，已是第五個年頭。
這五年足夠讓旁人看清，也足夠讓我認命。
我是他妻子，但從來不是那個能讓他破例的人。
在使館的第一個新年招待會，我穿着精心挑選的旗袍，在風中站了許久等他合影。
最後卻只等來他的副手：“沈大使說……場合太正式，您這身不合適。”
在異國我遭遇持槍搶劫，驚魂未定打電話求助他，希望他能幫幫我。
那頭卻只傳來翻動文件的輕響：“我在開會，非緊急情況不得幹擾外交議程，你難道不知道？這種情況你應該先聯系當地警衛隊。”
在戰亂區，我的弟弟做志願者失聯三天，他都不聞不問。
直到我沖進大使館會議室，求他動用衛星電話聯絡當地軍方。
沈恪才推開厚厚的外交備忘錄，看向我：“非建交地區通訊需通過第三國中轉，這是國際公約。”
我語無倫次的哭着說那是我在世上唯一的親人了，況且他去戰亂區做志願者是爲了我。
他只冷冷扔下一句：“別以爲你是大使家屬，就可以使用特權了。”
最後，我當掉了所有嫁妝，其中包括母親留下的玉鐲。
黑市買通運輸車隊找了四天四夜，最後在邊境難民營找到弟弟時，他右腿已經感染潰爛。
我抱着他哭的不能自己，因爲本該是我去的，受傷的也應該是我。
只是......
我情不自禁撫上肚子，那裏孕育着一個小生命。
帶着弟弟回到使館轄區時，他已經撐不住，離我而去。
年輕的助理在門口等我：“夫人，跨境救援許可批下來了，現在我們去哪裏？”
我看着他，突然笑起來，笑到彎腰咳嗽。
我闖進領事保護中心時，沈恪正在進行視頻會議。
他切斷信號，摘下同傳耳機：“宋青，外交重地是你撒潑的地方？跨國救援我已經批下去了，你能不能不要再鬧了？”
話音未落，秘書神色慌張推門而入：“大使，文化交流處的林晚秋記者好像在臨市暈倒了！”
那個冷靜自持的男人，慌忙起身時竟撞翻了椅子。
他抓起加密衛星電話邊跑邊喊：“啓動應急預案，把我的專機航線調出來！”
我追到停機坪時，恰好看見他親自扶着林晚秋落地。
“嗚嗚嗚......那是我最好的閨蜜，她怎麼能想不開？可惜我們跨國友誼，無法聯系，我真的好擔心她......”
“別哭，我帶你去我辦公室，你可以用保密線路聯絡她。”
我看着他們再次登上噴塗外交標識的專機，旋翼刮起的狂風吹散了我懷裏的病歷單。
散落的紙張在跑道上翻滾，像極了從來都只是被他嫌棄、拋掉的我。
原來所有的國際公約與外交準則，都會爲心尖上的人讓出一條緊急通道啊。
外交公寓很大，大到一天走不完，大到沈恪一個月也趕不及見我一次。
外交公寓也很小，小到流言蜚語幾分鍾就傳到我耳邊。
我聽說沈恪爲給她壓驚，托外交信使從巴黎捎來限量版香薰。
又聽說他在醫院守了整夜，親自盯着翻譯每份醫囑。
心口那個窟窿又開始漏風，帶着些刺骨的冷。
其實在嫁給沈恪那年，我就清楚這樁婚姻的底色。
彼時他剛經歷某國政變撤僑，在一場發布會中讓記者嘲諷還未成家。
那之後，外交部領導尋了個由頭見他，拍了拍他的肩：“該成家了。”
使領館區的適齡姑娘們暗自雀躍，畢竟那是外交新星，何況還生得一副清峻儒雅的好皮囊。
我也在名單裏，盡管導師已爲我爭取到聯合國實習機會，我本該出國的。
可那年國慶招待會，他站在國徽下用法語致辭的模樣，深深刻進了我的心間。
相親安排在使館會客室。
沈恪從外交照會中抬頭看了三秒，鋼筆尖在名單上劃了道淺痕：“就這位吧，名字順口。”
婚禮辦得周全。
夜裏他解開禮服領結時，身上還帶着文件櫃裏樟木球的氣味。
“宋青，我的婚姻需要的是穩定、規矩。”他在黑暗裏聲音平穩，“我天生對感情比較淡漠，但是既然我們已經結婚了，我會履行所有丈夫該進的義務，但其他方面，你還是不要抱有不切實際的期待了。”
雖然他這麼說，但我那時信心滿滿。
我曾以爲能用時間慢慢焐熱他這塊玄鐵。
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好像從未對我變過什麼態度。
直到某日看見領事部新年茶話會的照片。
那個永遠挺直如白楊的男人，正微微傾身幫人撿起落地的圍巾。
然後第二張，他對着圍巾的主人笑。
那一刻，我才知道，原來沈恪也是會笑的這般溫柔的。
也是從那時起，他的身邊出現了一個林記者，林晚秋。
後來，有位外交官的夫人閒聊時與我說，那位林晚秋只是某個殉職的外交官撿來的一個孤女。
他們明明並無任何關系。
可爲什麼她能用他的專用保密線路與國外的閨蜜通話？
爲什麼她總能穿着不合規的改良旗袍出席酒會？
爲什麼每次使館安全檢查，唯獨她的宿舍可以跳過？
我抱着外交條例手冊去爭論，沈恪的鋼筆在文件上沙沙作響：“特殊關懷而已，你就不能善良一些？”
如今，我看着停機坪遠去的航跡雲，忽然想起結婚那晚他說過的話。
原來他不是沒有感情，也不是天生冷淡，只是他的感情通通給了別人。
回去後，我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給我的小姨打去電話，說我要出國，拜托她幫忙辦籤證。
第二件，我向上提交了離婚申請。
理由欄寫着：“因移居國外，意願無國界醫生，已不適合擔任要務人員妻子，申請解除關系。”
電話接通時，對方語氣嚴肅：“根據規定，涉及駐外人員的離婚案需要外交部和組織部聯合審批，預計四十五個工作日內給您答復。”
掛斷電話時，夕陽正穿過使館檔案室的百葉窗。
光斑落在那張鑲金邊的結婚照上。
他佩戴着大使綬帶，我捧着領事認證的婚書，兩人之間隔着鏡框都裝不下的疏離。
我隨手拿了一本書打開，扉頁有沈恪的贈言：“願我們永遠走在正確的軌道上”。
多諷刺。
他早已偏離，如今我也邁出了離開的第一步，與他漸行漸遠。
不需要等太久，我的護照上將不再有“配偶”這個附屬籤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