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津海，秋老虎把整座城市烤得像個蒸籠。南開區向陽街的柏油路面被曬得發軟，自行車輪碾過，會留下一道淺淺的轍印，沒多久又被後面的車輪蓋掉。街邊的梧桐樹枝椏耷拉着，葉子上蒙着一層灰，蟬在樹上聲嘶力竭地叫，混着錄像廳裏傳來的港台歌曲、賣西瓜的小販的吆喝聲，還有自行車鈴鐺的“叮鈴鈴”聲，攪成一鍋熱烘烘的粥，透着股改革開放初期特有的、亂糟糟卻又生機勃勃的勁兒。
楊長生背着個洗得發白的軍綠色挎包，站在向陽派出所門口，額頭上沁出一層薄汗。他剛從南方某軍區轉業，身上還穿着那套舊軍裝——的確良的面料，袖口磨出了毛邊，肩上的軍銜肩章已經摘掉，只留下兩個淡淡的印子。挎包裏裝着他的全部家當：退伍證、轉業介紹信、幾件換洗衣物，還有一張大學畢業時和初戀蘇婉的合影，照片邊緣已經卷了角。
派出所是棟兩層的紅磚小樓，牆皮掉了大半，露出裏面暗紅色的磚體，像老人臉上斑駁的皺紋。門楣上掛着塊木牌，寫着“津海市公安局南開分局向陽派出所”，油漆剝落，“陽”字的右邊少了一捺，還是用紅漆補了一筆，歪歪扭扭的。門口的台階上，蹲着兩個民警，正就着一搪瓷缸子濃茶抽煙，看見楊長生這身舊軍裝，眼神裏沒什麼溫度，掃了一眼就挪開了。
“同志，請問戶籍室在哪？”楊長生走上前，聲音還帶着部隊裏練出來的硬朗，卻刻意放低了些。他今年二十四歲，燕京大學歷史系畢業，本該去中學當老師，可他偏要去部隊，一待就是五年，從排長做到副連長，立過一次三等功，也挨過處分——因爲替手下的兵頂撞了上級。現在轉業回地方，分配到這個派出所當民警，心裏說不上來是什麼滋味，有對部隊的不舍，也有對未來的茫然。
其中一個矮胖民警吐了個煙圈，下巴朝樓裏抬了抬：“進去左轉，找王戶籍。哎，你是新來的轉業兵？”
“是，我叫楊長生。”
“哦，楊長生，”矮胖民警點點頭，沒再多問，繼續跟旁邊的瘦高個嘮嗑，“剛才幸福裏那拆遷的又鬧起來了，李哥帶着倆兄弟去了，估計得把人帶回來……”
“幸福裏拆遷？不是說好了嗎？怎麼又鬧？”瘦高個民警問。
“還能爲啥？開發商給的補償款太低，那幾家釘子戶不樂意，昨天堵了開發商的門，今天又跟拆遷隊幹起來了。街道辦李主任剛才還打電話來，讓咱們所趕緊處理，別出亂子。”
楊長生沒再搭話，背着挎包進了樓。樓道裏光線昏暗，牆上貼滿了“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堅決擁護改革開放”的標語，紙都發黃了，邊角卷着。地上堆着幾個煤球筐，還有一輛掉了鏈子的自行車，空氣裏飄着煤煙味、油墨味和汗水味混合的怪味，嗆得他咳嗽了兩聲。
左轉到戶籍室，敲了敲門。
“進。”裏面傳來個女聲，脆生生的。
推開門，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坐在辦公桌後，正低頭填表格。她留着齊耳短發，戴個黑框眼鏡，臉上有點雀斑，穿一件淺藍色的的確良襯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半截結實的胳膊。看見楊長生，她推了推眼鏡，抬頭笑了笑：“你好，辦什麼業務？”
“我是新來的民警，楊長生，來報到。”他遞過轉業介紹信和退伍證。
女人接過證件，看了兩眼，眼睛亮了亮：“哦，楊長生！王所剛才還在念叨你呢，說今天有個轉業兵來報到。我叫王秀蘭，負責戶籍，你叫我王姐就行。”她起身給楊長生倒了杯熱水，搪瓷缸子上印着“勞動模範”四個字，掉了塊瓷。“剛轉業回來？部隊待了幾年？”
“五年，在南方軍區。”楊長生接過水杯，指尖碰到溫熱的缸子，心裏稍微踏實了點。
“不容易，年紀輕輕的，大學生當兵，還是幹部轉業，肯定能幹！”王秀蘭笑着說，“咱們所不大，二十來號人，管着向陽街、二馬路、幸福裏三個片區，事兒雜，都是家長裏短的活兒——張家丟了只雞，李家夫妻吵架，王家孩子不上學，都得來找我們。跟部隊不一樣，你得慢慢適應，別太較真，也別太鬆勁。”
正說着，樓道裏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夾雜着男人的罵罵咧咧。王秀蘭皺了皺眉：“得，李哥把人帶回來了。你跟我去見王所吧，他在樓上辦公室，正好讓他給你安排工作。”
跟着王秀蘭上了二樓，走廊盡頭的辦公室門開着，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正靠在椅背上抽煙，煙灰缸裏堆滿了煙蒂。他臉膛黝黑，額頭上有道三寸長的疤，聽說是年輕時抓小偷被砍的，眼神很銳利，像鷹隼一樣，正是派出所所長王建軍。
“王所，楊長生來了。”王秀蘭說。
王建軍上下打量了楊長生一番，指了指對面的椅子：“坐。轉業證和介紹信給我看看。”
楊長生把證件遞過去。王建軍翻了翻，目光在“燕京大學歷史系”幾個字上停了一下，又看了看他：“大學生兵，還是幹部轉業，怎麼想到來派出所？”
“服從分配。”楊長生說得簡潔。他其實可以托大學老師找個更好的單位，比如去區委辦公室當秘書，可他不想靠關系，覺得部隊出來的，在哪都能幹活。
王建軍笑了笑，嘴角的皺紋擠在一起：“服從分配好，踏實。咱們向陽所，是南開區最老的所之一，轄區亂，事兒多，沒什麼大案子，但小糾紛天天有。你剛從部隊回來，性子可能比較直，得改改。這樣，你先跟着老周熟悉工作，他是幸福裏片區的片警，老民警了，你多跟他學，別瞎逞能。”
“是，謝謝王所。”楊長生起身敬禮，動作標準利落，引得王建軍又笑了笑：“行了，在地方不用來這個，踏實幹活比啥都強。”
正說着，樓下的吵鬧聲越來越大，甚至有人拍桌子。王建軍臉色一沉：“這又是怎麼了？走，下去看看。”
下樓到了值班室，裏面已經擠滿了人。三個民警正按着兩個中年男人，那兩個男人鼻青臉腫，一個穿件破背心，露出黝黑的胳膊，上面有幾道抓痕；另一個穿件格子襯衫，扣子掉了兩顆，頭發亂得像雞窩。兩人還在互相罵：“你個狗日的，敢打老子！”“誰讓你推我媳婦的？老子今天非弄死你！”
旁邊站着個女人，三十多歲，懷裏抱着個小孩，小孩嚇得哇哇哭，女人也在抹眼淚：“民警同志，你們可得爲我們做主啊！拆遷隊的人推我，我男人跟他們理論，他們就動手打人……”
“放屁！是你們先堵門的！”一個穿黑色夾克的男人吼道，他身邊跟着兩個年輕人，手裏拿着鐵鍬，應該是拆遷隊的。
“都閉嘴！”王建軍吼了一聲，值班室瞬間安靜下來。他走到兩個中年男人面前，沉聲道：“李二柱，張建國，你們倆是不是覺得派出所是你們家？上周剛因爲打架進來做筆錄，這周又來？”
叫李二柱的破背心男人梗着脖子：“王所，這次不怪我們！是拆遷隊的先動手，他們推我媳婦，還罵我是釘子戶，我能不跟他們急嗎？”
張建國也跟着嚷嚷：“就是！開發商給的補償款太低，一間平房才給五千塊，我們搬到郊區都不夠買個小房子，這不是逼死人嗎？”
穿黑色夾克的男人上前一步，掏出煙遞給王建軍：“王所，我是宏達開發公司的，我叫劉勇。這事兒真不怪我們，我們是按合同辦事，街道辦都批了的，可他們就是不搬，還堵我們的工地大門，影響我們施工。”
王建軍沒接煙，把煙推了回去：“劉勇，補償款的事兒，你們跟居民談妥了再動工，別動不動就動手。還有你們倆，”他指着李二柱和張建國，“有話好好說，打架解決不了問題，再鬧，就按治安條例拘留你們！”
李二柱急了：“王所，我們不是故意鬧，是真沒辦法啊！我家那房子，是我爺爺傳下來的，住了三代人，現在說拆就拆，給那點錢，我們去哪住？街道辦李主任根本不管我們，還幫着開發商說話，你們是不是都收了好處？”
這話一出，值班室裏的氣氛瞬間緊張起來。王建軍的臉色沉得能滴出水來，剛要說話，楊長生站在旁邊，忽然開口：“王所，我剛才在門口聽那兩位同志說，幸福裏的拆遷補償款是五千塊一間平房？”
王建軍愣了一下，轉頭看他：“你想說什麼？”
“我上周回津海的時候，路過紅橋區，那邊的拆遷補償款，一間平房最少給八千塊，而且還安排過渡房。”楊長生說，“幸福裏和紅橋區都是老城區，房子面積差不多，補償款怎麼差這麼多？”
劉勇的臉色變了變，趕緊說：“不一樣不一樣，紅橋區是市中心，幸福裏是郊區邊緣，地段不一樣，補償款肯定不一樣。”
“可幸福裏離二馬路地鐵站只有兩站地，離向陽街菜市場也近，怎麼就是郊區邊緣了？”楊長生追問。他在部隊的時候，負責過營區周邊的征地工作，對補償款的標準多少有點了解，知道這裏面肯定有問題。
劉勇被問得啞口無言，臉色一陣紅一陣白。王建軍看了楊長生一眼，眼神裏多了幾分審視，又看向劉勇：“劉勇，他說的是真的？紅橋區的補償款是八千？”
“這……我不太清楚，都是公司定的標準，我只是負責現場施工……”劉勇支支吾吾地說。
“不清楚就回去問清楚！”王建軍吼道，“今天這事兒，先這樣，你們拆遷隊暫停施工，跟居民好好談補償款的事兒，談不妥別動工。李二柱、張建國，你們也別鬧了，明天去街道辦，跟李主任反映情況，要是街道辦不管，再來找我。”
說完，他揮了揮手：“都散了！劉勇，你留下，我有話問你。”
劉勇臉色難看地留下了，其他人都陸續走了。李二柱和張建國路過楊長生身邊時，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同志，謝謝你啊！”
楊長生笑了笑：“沒事，應該的。”
值班室裏只剩下王建軍、劉勇和楊長生三個人。王建軍讓楊長生先出去，楊長生剛走到門口，就聽見王建軍問劉勇：“說，補償款到底是多少？是不是你們公司和街道辦的人串通好了，把補償款壓下來了？”
楊長生沒再聽下去，輕輕帶上了門。他靠在走廊的牆上，心裏有點不是滋味。他原本以爲，派出所的工作就是處理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可現在看來，這些小事背後，都藏着不簡單的門道。
“行啊，小夥子，剛來就敢說話，不怕得罪人？”王秀蘭走過來，笑着說。
“我就是覺得他們太欺負人了。”楊長生說。
“你啊，還是太年輕。”王秀蘭嘆了口氣，“幸福裏的拆遷，牽扯到開發商和街道辦，水很深，不是咱們一個小民警能管的。剛才你那話，雖然說的是實話，可劉勇肯定記恨你，以後你在幸福裏片區工作，怕是要吃虧。”
楊長生皺了皺眉：“難道就看着他們欺負老百姓？”
“不是不看，是得講究方法。”王秀蘭拍了拍他的肩膀，“慢慢學吧，官場和部隊不一樣，不是光有勇氣就行的。對了，老周今天請假，下午你跟我去幸福裏片區轉轉，熟悉熟悉環境。”
“好。”楊長生點點頭。
中午，楊長生在派出所食堂吃了飯。食堂是間小屋子，擺着四張桌子，桌面油膩膩的。午飯是玉米面窩頭、炒白菜和一碗雞蛋湯，味道一般，但楊長生吃得很香，在部隊的時候，比這差的飯他都吃過。
吃飯的時候，他又遇到了早上門口的那個矮胖民警，他叫李剛，是治安組的組長。李剛坐在他對面，一邊啃窩頭一邊說：“楊長生是吧？剛才幸福裏那事兒，你膽子挺大啊，敢跟劉勇叫板。”
“我就是隨口問問。”楊長生說。
“隨口問問？你知道劉勇是誰嗎？他姐夫是區建委的副主任，跟街道辦李主任是拜把子兄弟，咱們所都得給他們點面子。”李剛撇了撇嘴，“你剛來，不懂這裏的規矩，以後少管這種事，免得惹禍上身。”
楊長生沒說話，心裏卻不服氣。他在部隊裏，最看不慣的就是這種仗勢欺人的人，不管到了哪裏，他都不想改這個脾氣。
下午兩點多，王秀蘭帶着楊長生去幸福裏片區。幸福裏是片老居民區，全是低矮的平房，巷子很窄，兩個人並排走都得側着身子。巷子裏堆着各種雜物，有破家具、煤球筐、醃菜缸，還有小孩的尿布，風一吹，味道有點難聞。
王秀蘭一邊走一邊介紹：“幸福裏有三百多戶人家，大多是工人和農民，收入不高，脾氣都挺倔。這次拆遷，開發商是宏達公司，老板是津海有名的暴發戶，跟區裏的關系很硬，所以補償款給得低，居民們都不樂意，這才鬧了起來。”
“那街道辦不管嗎？”楊長生問。
“街道辦李主任，跟宏達公司的老板是朋友，收了人家的好處，肯定幫着開發商說話。”王秀蘭壓低聲音說，“上次有居民去街道辦上訪，李主任直接讓保安把人趕出來了。”
楊長生皺了皺眉，心裏更不是滋味了。
他們走到幸福裏的中心巷，看見一群人圍在那裏，議論紛紛。走近一看，是一間平房的牆上，用紅漆寫着“堅決不搬”四個大字，旁邊還畫了個大大的叉。一個老太太坐在門口，手裏拿着個小板凳，像是在守着房子。
“這是張奶奶家，她兒子就是早上的張建國。”王秀蘭說，“張奶奶今年七十多了，身體不好，這房子是她老伴留下的，她死活不肯搬。”
楊長生走到張奶奶身邊，蹲下來：“張奶奶，天這麼熱，您怎麼坐在門口？中暑了怎麼辦？”
張奶奶抬頭看了看他，認出他是早上派出所的民警，嘆了口氣：“同志，我不坐在這，他們就把我的房子拆了。我老頭子走的時候，就給我留了這房子，我要是搬了，怎麼對得起他啊？”
“張奶奶，您別擔心，拆遷隊今天不會來了，您先回屋歇着，等明天我們跟街道辦反映情況，肯定會給您一個說法。”楊長生說。
“反映情況？有用嗎？”張奶奶搖搖頭，“我們找了多少次了，沒人管我們。他們都是一夥的，欺負我們老百姓……”
楊長生心裏一陣發酸，剛想再說點什麼，褲兜裏的傳呼機突然響了，“滴滴”兩聲，很刺耳。他掏出來看，是個陌生的號碼，留言是：“我是蘇婉，在津海火車站，接我。”
蘇婉。
楊長生的心裏猛地一跳。他和蘇婉是大學同學，也是初戀，大學畢業時，他去了部隊，蘇婉回了粵州老家，之後就斷了聯系。他以爲他們再也不會見面了，沒想到她會突然來津海。
“怎麼了？”王秀蘭問。
“沒什麼，一個老同學來了，讓我去火車站接她。”楊長生說，心裏卻翻起了浪。
“那你趕緊去吧，這裏我盯着。”王秀蘭說，“對了，晚上所裏有個會，你別忘了回來參加。”
“好。”楊長生點點頭，起身往巷口走。
他走到巷口，回頭看了一眼張奶奶的房子，那四個紅漆大字在陽光下格外刺眼。他又想起了早上劉勇的囂張，李主任的不作爲，心裏暗暗發誓，一定要把這件事查清楚，不能讓老百姓受欺負。
他騎着派出所的自行車，往火車站趕。路上的風很熱，吹在臉上，像火烤一樣。他心裏既激動又忐忑——激動的是能見到蘇婉，忐忑的是不知道她爲什麼突然來津海，也不知道他們見面會是什麼樣子。
他不知道，這個突然出現的初戀，會成爲他未來官路上最堅實的後盾；他更不知道，幸福裏的拆遷糾紛，只是他踏入權力漩渦的第一步。從這個炎熱的下午開始，他的人生，將和這座城市的命運，緊緊地綁在一起。
自行車在柏油路上飛馳，楊長生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他想起了在部隊時，首長對他說的話：“不管到了哪裏，都要記住，你是個軍人，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對得起老百姓。”
他握緊了車把，眼神變得堅定起來。津海，這座充滿機遇和挑戰的城市，將是他新的戰場。他要在這裏，闖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哪怕前路布滿荊棘，哪怕背後暗流涌動，他也絕不退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