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後的日子，表面上像被熨鬥熨過一樣平整。
陸志鬆了一口氣——我能感覺到。那種鬆弛不是刻意的，是他整個人狀態的自然變化：眉頭不再時時緊鎖，吃飯時會主動聊兩句排練的趣事，晚上偶爾會問我要不要一起看電影。他甚至開始規律地給我發消息，像完成某種日常任務：“到單位了”“排練中”“晚點回”。
“你看，這樣不是挺好。”某個周末早晨，他邊煎蛋邊說，“我們都有自己的事要忙，但該聯系的時候聯系，該回家的時候回家。平衡。”
他把“平衡”兩個字說得很重，像在確認某種正確性。
“嗯，挺好。”我說，往面包上塗果醬。果醬是草莓的，太甜了，黏在喉嚨裏咽不下去。
陸志滿意地點頭，把煎蛋裝盤。陽光照在他臉上，睫毛在眼下投出細小的扇形陰影。他看起來真的輕鬆了，像卸下了什麼重擔。
我知道那重擔是什麼——是我。是我的焦慮，我的追問，我的“需要太多”。現在我不問了，不追了，不要了。他自然就輕鬆了。
但我沒有。
我的輕鬆是演出來的。就像現在，我笑着說“挺好”，但心裏那個七歲的小孩正在尖叫：他在敷衍！他只是在完成任務！這不是愛！
ENFP最擅長什麼？最擅長表演快樂。雙子座最擅長什麼？最擅長同時相信兩個相反的事實。所以我能一邊表現得適應良好，一邊在心裏經歷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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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上的麻煩來得毫無預兆。
那個我加班趕制的新區規劃項目，高程數據出問題了。不是我測量的部分，是我整合的下屬測繪隊的數據——一片窪地的等高線標注錯誤，導致排水系統設計有嚴重缺陷。發現時，施工隊已經進場三天。
會議室裏，領導的臉色鐵青：“林泓，你是項目負責人，最後的數據審核是你籤的字！”
“對不起。”我低下頭，“我會重新核對所有數據。”
“重新核對？”領導把文件摔在桌上，“工期耽誤一天損失多少錢你知道嗎？甲方現在要我們給說法！”
我盯着桌面的木紋，一條條，像大地的裂痕。腦海裏浮現那晚加班的情景——我急着回家，想着陸志會不會發消息，想着我們剛破冰的關系需要維護。於是審核時草草掃過，籤了字。
“我會負責。”我說。
“你怎麼負責？”領導嘆氣，“林泓，你一直是院裏的骨幹，最近怎麼回事？狀態這麼差。”
我無法回答。總不能說，因爲我男朋友不回消息時我會心慌，回消息時我又懷疑是任務，導致我工作時無法集中注意力。
最終處理結果是：扣發季度獎金，項目移交他人，我調去參與一個邊緣的舊城檔案數字化項目——沒有技術含量，就是掃描老圖紙，錄入系統。
“正好休息休息。”同事老張拍拍我的肩，“那個項目我看了，數據本來就亂，不全是你的錯。”
“謝謝。”我勉強笑笑。
走出單位時，天已經黑了。手機裏有陸志的消息：“今晚樂隊聚餐，不回來吃飯。”
我盯着這句話看了很久。他用了“回來”，而不是“回家”。一字之差，意義微妙。
回：“好，少喝點。”
他回了個OK的手勢。
我把手機塞回口袋，走在寒冷的街道上。路燈把我的影子拉長又縮短，像某種無聲的嘲笑。我想起白天領導的質問：“最近怎麼回事？”
我也想問自己：最近怎麼回事？
爲什麼我的生活像一張標錯了坐標的圖紙，所有建築都歪斜，所有道路都錯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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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志那邊的壓力也在肉眼可見地累積。
首先是巡演。雖然拿到了贊助，但贊助商的要求也更具體——要增加互動環節，要配合新媒體宣傳，要保證每場票房。陸志作爲創作核心和實際上的樂隊管理者，壓力倍增。
“那個王總，”有次他深夜回家，揉着太陽穴說，“非要我們在台上加段即興，說觀衆喜歡看‘真實創作過程’。即興是能計劃的嗎？荒謬。”
我給他倒了杯熱水：“可以設計一個看起來像即興的段落。”
他抬眼看了我一下，眼神復雜：“你也開始說這種話了？”
“哪種話？”
“敷衍的話。”他接過水杯，“‘看起來像即興’，那不就是作假？”
我語塞。是，我在說敷衍的話。因爲我累了，不想再深入討論，不想再觸碰他那些關於“真實”“純粹”的堅持——那些堅持曾經讓我着迷，現在卻讓我疲憊。
“對不起。”我說。
“沒事。”他喝口水，“是我太較真。”
可如果他不較真，他就不是陸志了。正是這種較真，讓他寫出了那些打動人心的音樂，也讓他把生活過得像一場不能有絲毫誤差的演出。
第二重壓力來自家庭。破冰後不久，陸志的叔叔突然來寧城出差，要見面。
“我爸的弟弟。”陸志在電話裏語氣緊繃，“一直覺得我搞音樂是胡鬧。這次來，肯定又要說教。”
“要我陪你嗎？”我問。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不用。我一個人就行。”
“好。”
掛斷電話，我坐在客廳裏，看着窗外的夜色。他不需要我。即使是面對家庭壓力，他也選擇獨自面對。這是他的習慣，也是他的驕傲——或者，是他根本不相信我能幫上忙。
那晚他回來很晚，身上有酒氣，臉色陰沉。
“怎麼樣？”我遞給他蜂蜜水。
“還能怎麼樣。”他冷笑，“說我27了（他叔叔記錯年齡），還沒個正經工作，說爸媽爲我操心，說我不懂事。最後給我張名片，他朋友公司的，讓我去面試。”
“你怎麼說？”
“我說謝謝，收下了。”他仰頭喝完蜂蜜水，“然後當着他的面，把名片扔垃圾桶了。”
我看着他。燈光下，他眼睛裏有種倔強的光，像受傷的動物在齜牙。
“他會告訴你爸媽的。”我說。
“隨便。”陸志把杯子重重放在桌上，“反正他們從來就沒滿意過。”
他走進工作間，關上門。沒過多久，鋼琴聲傳出來——不是旋律，是雜亂的和弦，一下下砸在琴鍵上，像在砸什麼東西。
我坐在客廳裏聽。那聲音裏的憤怒和委屈，幾乎要破門而出。我想進去抱抱他，但想起他說“不用”。想起他說“我一個人就行”。
所以我就坐着，聽着。像聽一場隔着牆壁的暴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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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重壓力是陸志自己給的。他開始籌備一張個人EP，完全獨立於樂隊，自己作曲、編曲、制作。這意味着他需要投入更多時間，更多精力，更多……自我消耗。
“爲什麼這麼急？”我問過他一次。
“巡演需要新作品。”他說，“而且……我想證明點什麼。”
“向誰證明？”
他沒回答。但我知道——向父母，向叔叔，向所有覺得他“不務正業”的人，也向他自己。
於是他的生活變成了這樣：白天排練，晚上編曲，凌晨寫譜。睡眠時間壓縮到四五個小時，吃飯經常忘記，煙抽得越來越凶。
我試圖照顧他。煲湯，提醒他吃飯，在他工作時輕手輕腳。但他常常感覺不到——或者說，感覺到了，但覺得是幹擾。
“林泓，”有次我終於忍不住，在他連續工作八小時後推門進去，“吃飯了。”
他頭也不回：“放那兒吧。”
“湯要涼了。”
“知道了。”
我站着沒動。他轉過頭，眉頭皺着：“還有事？”
那個表情——那種被打擾的不耐煩——像一根刺，扎進我心裏。我搖搖頭，退出房間，輕輕關上門。
回到廚房，我看着那鍋慢慢冷卻的湯，突然覺得可笑。我在幹什麼？扮演賢惠的伴侶？可陸志需要的不是這個。他需要的是安靜，是空間，是一個不會打擾他創作的存在。
而我，正在努力成爲那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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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也在繼續。按照自己定的計劃：申請了智慧城市項目（被拒了，理由是需要長期出差，院裏現在不放人）；報了聲學課程（上了兩節，發現老師講得太基礎，無聊）；開始晨跑（堅持了一周，後來因爲晚上失眠、早上起不來而放棄）；約了大學同學吃飯（聊了半天，發現除了回憶過去無話可說，尷尬）。
每項計劃都像肥皂泡，看起來漂亮，一碰就碎。
只有工作勉強維持。舊城檔案數字化項目枯燥得要命，每天面對發黃、脆裂的老圖紙，小心翼翼掃描，逐條錄入那些半個世紀前的數據：某街某巷，某年某月，某棟建築，產權人，占地面積……
但奇怪的是，這種枯燥反而讓我平靜。因爲這些數據是確定的。1958年就是1958年，24.5平方米就是24.5平方米。不會變，不會說謊，不會忽冷忽熱。
我開始主動加班。反正回家也是面對一扇緊閉的門，不如在這裏面對這些誠實的數據。
老張有次晚上回單位取東西，看見我還在，嘆了口氣：“小林，你這樣不行啊。”
“怎麼了？”
“人活着不能光靠熬。”他點了根煙，“你以前不是這樣的。以前你測個數據都能樂半天，說‘看，這片地將來能建公園’。現在呢？死氣沉沉。”
我笑笑：“長大了嘛。”
“長大不是心死。”老張拍拍我的肩，“有什麼事，說出來。憋着會憋壞的。”
我沒說話。說什麼呢？說我男朋友愛音樂勝過愛我？說我在一段關系裏感覺自己是多餘的？說我在努力變得“獨立”，但其實每天都在內耗？
太矯情了。成年人，誰沒點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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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崩潰發生在一個普通的周三晚上。
那天我感冒了，頭疼，發低燒。下班時實在撐不住，給陸志發了條消息：“我不舒服，先回家了。”
他回：“好，多喝水。”
沒有“怎麼了”，沒有“嚴不嚴重”，沒有“我早點回來”。
我躺在床上，渾身發冷。窗外天色漸暗，房間裏沒有開燈，家具的輪廓在昏暗中模糊成一片。我聽着自己的呼吸，粗重，滾燙。想起小時候發燒，媽媽會把冰涼的手放在我額頭上，輕聲說“睡一覺就好了”。
現在沒有人會把手放在我額頭上了。
八點多，陸志回來了。我聽見開門聲，腳步聲，然後是工作間的門打開又關上。他沒進臥室，甚至沒問一句“你好點沒”。
我躺在床上，眼淚無聲地流下來。不是委屈，是一種更深的、更絕望的東西——我終於徹底明白了：在這場關系裏，我的痛苦，我的需要，我的存在，對他而言都是背景噪音。需要被靜音的那種噪音。
九點半，我爬起來，去廚房倒水。經過工作間時，門縫底下透出光，能聽見鍵盤敲擊聲和隱約的音樂。我站了一會兒，然後輕輕推開門。
陸志戴着耳機，盯着電腦屏幕，手指在MIDI鍵盤上快速移動。屏幕上，音軌密密麻麻，像城市的俯瞰圖。
他完全沒察覺我進來。
我看了他幾分鍾，然後轉身，輕輕關上門。回到臥室，吞了顆退燒藥，躺下。藥效慢慢上來，意識開始模糊。
半夢半醒間，我好像聽見鋼琴聲。不是從工作間傳來的，是從記憶裏——是那首《給測繪員的黃昏奏鳴曲》，是琴房裏那個眼睛亮亮的陸志，是他說“我可能有點喜歡你了”。
然後那個聲音說：“林泓，我需要你……來校準我的世界。”
我在黑暗裏笑了。笑着笑着，眼淚又流出來。
校準。多麼精確的詞。可我現在連自己的坐標都找不到了，怎麼去校準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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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燒退了。我起床時，陸志已經出門了——今天樂隊要拍宣傳照，昨天他說過。
餐桌上放着早餐：煎蛋，面包，牛奶。旁邊有張便籤：“記得吃。陸。”
便籤紙是我們一起買的，印着小鋼琴圖案。他寫字用力，筆跡幾乎戳破紙背。
我坐下吃早餐。煎蛋涼了，油凝固成白色的斑點。面包也硬了。但我一口一口吃完了。
然後我收拾碗筷，洗澡，換衣服。鏡子裏的自己臉色蒼白，眼下一片青黑。我戴上眼鏡，世界重新清晰。
出門前，我看了眼工作間。門開着，裏面收拾得很整潔——這不是他的風格，他工作時通常很亂。看來今天狀態不錯，有心情收拾。
也好。他好，就好。
我鎖上門，下樓。冬天的陽光蒼白無力，照在身上沒有溫度。手機震了一下，是陸志發來的照片——郊外廢棄的鐵路，樂隊幾個人站在鐵軌上，小冉在笑，周牧在比耶，陸志站在最邊上，表情淡淡的。
配文：“拍完了，效果還行。”
我回：“好看。”
想了想，又加了一句：“我上班了。晚上要加班，不用等我吃飯。”
他很快回：“好。記得吃飯。”
看，我們多和諧。他報備，我回應。我不打擾，他輕鬆。我們像兩個精準咬合的齒輪，運轉順暢，毫無摩擦。
如果忽略齒輪內部正在崩裂的齒。
如果忽略每一次轉動時，那些細微的、只有我自己能聽見的碎裂聲。
我走向地鐵站，匯入早晨的人流。每個人都在走向自己的戰場，每個人的心裏都揣着不足爲外人道的重量。
而我心裏的重量，是一架漸漸走音的鋼琴，是一張標錯了坐標的圖紙，是一個在“假裝獨立”和“渴望被愛”之間反復撕裂的自己。
但至少，表面是平靜的。
至少，今天，我們還能維持這假性的天平。
至於明天——明天再說。成年人的生存法則之一：別想太遠，先把今天熬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