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小傑”在上次記載，一場商務式的窮遊！來到了"古埃及"。這會兒來到了土耳其的“辣”的種族之情；此時肯定會想到：“這氛圍會比較嗆！”
當地的一個部落裏，有個姑娘。小傑看到他有種說不上的感覺；是被她那份認真給吸引了？
此時，這位姑娘走來說“先生，第一次來！有什麼能幫到您？”小傑驚呆似，愣了一下！：“你怎麼稱呼？”這位熱心的姑娘也好奇了！：“叫我…愛琪。”
在血色鬱金香：一個時代的愛情與救贖
伊斯坦布爾的石板路上，
兩個年輕人的腳步跨越了橫亙在歷史與間的鴻溝，
卻發現愛情本身正被無法言說的過去所纏繞。
一、：老城區的咖啡香
2019年秋天的伊斯坦布爾，空氣中飄散着烤栗子和海風混合的氣味。加拉塔大橋下的博斯普魯斯海峽，一如既往地分隔着歐亞大陸。洋小傑從位於貝伊奧盧區一棟奧斯曼時期建築的二樓公寓窗戶望出去，看着遠處藍色寺的尖頂刺破晨霧。
他的中文名字在學校裏常被土耳其同學好奇地詢問含義。“洋”是祖父的姓氏，“小傑”則是父母希望他“成就傑出”的期許。二十五歲的他在伊斯坦布爾大學攻讀中東歷史博士學位，研究方向正是二十世紀初奧斯曼帝國解體時期的民族遷徙。這個選題對許多土耳其人來說仍是禁忌，而他的亞美尼亞裔身份更是讓這份研究染上了特殊色彩。
下樓時，他注意到街角那家亞美尼亞人開的面包店又換上了新的鬱金香圖案窗簾。店主阿拉姆老先生向他點頭示意，臉上的皺紋深深刻着一個世紀前的秘密。洋小傑知道，阿拉姆的祖父是1915年那場“大災難”的幸存者，整個家族從安納托利亞東部逃到伊斯坦布爾，從此再未提及那個消失的村莊名稱。
大學圖書館坐落在城市的歐洲一側，與蘇萊曼尼耶寺隔金角灣相望。洋小傑常坐在三樓靠窗的位置，那裏能望見對岸亞洲區的丘陵。今天，他的目光卻被一個新面孔吸引——一個正在土耳其語文學區翻閱古籍的女孩。她深褐色的頭發鬆散地扎在腦後，專注的樣子讓周圍的時間似乎都放緩了。
“你在看《雲之書》？”洋小傑走近時用土耳其語問道。那是十三世紀蘇菲派詩人魯米的詩集，在土耳其近乎神聖。
女孩抬起頭，眼睛是愛琴海般的湛藍。“是的，我在比較不同版本的翻譯。”她的土耳其語帶着輕微的東部口音。
“我是洋小傑，歷史系的。”
“愛琪。”她合上書，手指撫過燙金的封面，“庫爾德語裏是‘自由’的意思。文學系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土耳其少數民族文學。”
洋小傑注意到了她提到“庫爾德”時下意識的停頓。在土耳其，公開討論庫爾德身份仍然微妙。他坐到了她對面的位置，窗外傳來宣禮塔的喚拜聲，悠長而肅穆。
二、：歷史的幽靈
他們第一次正式約會是在巴拉特區的一條小巷裏。這裏是伊斯坦布爾的老猶太區，窄巷兩側是彩色的木結構房屋，晾衣繩橫跨街道，掛着各色床單和衣物。愛琪帶他去了一家庫爾德人經營的小茶館，店主是位臉上有刀疤的老人，沉默地爲他們煮着加了小豆蔻的土耳其咖啡。
“我來自迪亞巴克爾。”愛琪攪拌着杯底的咖啡渣，突然說道。那是土耳其東南部庫爾德人聚居區的主要城市，以古老的黑色玄武岩城牆聞名，也以沖突和暴力爲人所知。
洋小傑點頭：“我去過那裏做田野調查。城牆很震撼。”
“也很沉重。”愛琪望向窗外，“每塊石頭都浸透了血。我祖父是庫爾德工人黨的早期同情者，八十年代‘失蹤’了。父親帶着全家搬到伊斯坦布爾，改了姓氏，不再說庫爾德語。”
她說話時語氣平靜，但洋小傑能聽出平靜下的暗流。他自己的家族歷史同樣布滿傷痕——曾祖父是1915年亞美尼亞人大屠的幸存者，從埃爾祖魯姆步行數百公裏逃到伊斯坦布爾，途中失去了妻子和兩個孩子。這些故事在家族中口耳相傳，卻從不對外人提起。
“我的研究，”洋小傑慢慢說道，“是關於奧斯曼帝國晚期少數民族的記憶與遺忘。特別是亞美尼亞人、希臘人和庫爾德人。”
愛琪抬起頭，眼中閃過一絲驚訝，然後是理解。“你在做危險的工作。”
“也許。但總得有人記住。”
茶涼了。店主無聲地爲他們續上熱水，手指上的老繭訴說着另一種人生。小巷深處傳來孩童玩耍的叫喊聲，混合着某戶人家電視新聞播報的聲音——總統正在發表關於國家安全的講話。
三、：地下圖書館
兩周後，愛琪帶洋小傑去了一個秘密地點——位於法提赫區一座十九世紀公寓樓地下室的小型圖書館。這裏由一群學者和活動家運營，收藏了大量官方史書中難以見到的資料：亞美尼亞語、庫爾德語、希臘語書籍，關於1915年事件的回憶錄，庫爾德工人黨早期文獻的復印件，甚至還有一些關於1923年希臘-土耳其人口交換的個人記。
“你是怎麼知道這裏的？”洋小傑壓低聲音問。昏暗的燈光下，書架仿佛延伸到無盡的黑暗中。
“我父親曾是這裏的常客。”愛琪的手指滑過一本皮革封面的書脊，“他去世後，管理員聯系了我，說他有幾箱書存放在這裏。我就是這樣開始接觸庫爾德文學的。”
洋小傑抽出一本亞美尼亞語詩集，出版於1912年的君士坦丁堡。三年後，作者的名字就會出現在被驅逐者的名單上。“這些書能保存下來是個奇跡。”
“每一本都是。”愛琪的聲音在地下室回蕩，“管理員說，每本書背後都有一個人冒着風險保存它、傳遞它的故事。就像接力賽，我們是當前這一棒。”
他們離開時已是深夜。伊斯坦布爾的老街巷在月光下顯得格外靜謐，石頭路面反射着微弱的光。走到金角灣邊，博斯普魯斯海峽對岸的燈光如星辰灑落水面。一艘貨輪緩緩駛向黑海方向，汽笛聲低沉悠長。
“我從未告訴過別人這些，”洋小傑停下腳步，面對愛琪，“但和你在一起時，我覺得不需要隱藏什麼。”
愛琪握住他的手。她的手心溫暖，指尖有些粗糙，是常年翻閱舊書留下的痕跡。“我們都是帶着幽靈生活的人，”她說，“也許正因爲如此，才能看見彼此的重量。”
四、：家庭晚餐
洋小傑決定帶愛琪回家見家人時，已經預感到了可能會有困難。他的父母是典型的伊斯坦布爾亞美尼亞中產階級——父親是心髒病醫生，母親是法語教師，住在市中心的希什利區，一所建於共和國初期的公寓樓裏。他們謹慎地維持着自己的亞美尼亞身份：每周去聖喬治教堂做禮拜，參加亞美尼亞學校的校友會，訂閱亞美尼亞語報紙，但對外人很少提及自己的族裔背景。
晚餐桌上，洋小傑的母親瑪麗亞準備了傳統的亞美尼亞菜：塞滿肉和香料的葡萄葉卷、酸黃瓜湯、烤肉串。牆上掛着亞美尼亞使徒教會的聖像畫，櫃子上擺着一套精美的陶瓷彩蛋——那是1915年前從凡城帶來的傳家寶。
“愛琪是迪亞巴克爾人？”洋小傑的父親瓦推了推眼鏡，語氣禮貌但帶着審視。
“是的，但我十歲時就搬來伊斯坦布爾了。”愛琪小心地回應。
“迪亞巴克爾是個美麗的古城，”瓦醫生切着盤中的肉，“黑色城牆獨一無二。不過這些年不太平靜。”
談話在謹慎的氣氛中進行。瑪麗亞詢問了愛琪的學習，禮貌地避開了任何可能涉及族裔的話題。洋小傑的妹妹阿努什，一個十七歲的高中生，則好奇地問了很多關於庫爾德音樂和民間傳說的問題。
飯後，瑪麗亞在廚房準備咖啡時，低聲對洋小傑說：“她是個好女孩，但你知道這會有多復雜。”
“媽媽，這都2019年了。”
瑪麗亞搖搖頭，眼角的皺紋裏藏着幾代人積累的憂慮。“在土耳其，時間不是線性的。過去從未真正過去。你是亞美尼亞人，她是庫爾德人，兩種‘問題’疊加在一起...”
“我們不是‘問題’，媽媽。我們是人。”
瑪麗亞沒有回答，只是輕輕嘆了口氣，那嘆息聲在咖啡的蒸汽中消散。
與此同時，在客廳裏，瓦醫生正與愛琪進行着另一場微妙的對話。
“我年輕時曾在迪亞巴克爾服役，”瓦醫生平靜地說，“那是1980年代初期。我以軍醫身份被派往那裏。”
愛琪的手指微微收緊：“那是一段艱難的子。”
“我看見了很多事情，”瓦醫生望着窗外城市的燈火，“有些是醫生的眼睛不該看見的。我治療過受傷的士兵，也治療過平民。有時分不清來自哪一邊。”
一陣沉默。牆上的鍾滴答作響。
“我父親...”愛琪開口，又停頓，“他常說，痛苦不分種族。”
瓦醫生緩緩點頭：“在急診室裏，血都是紅色的。但離開醫院，顏色又回來了。土耳其人、庫爾德人、亞美尼亞人...標籤又貼上了。”
“你不擔心嗎？洋小傑的研究，我的背景...”
“我每天都在擔心，”瓦醫生坦白道，“但恐懼不能成爲生活的指南。我父親因爲恐懼，一生都假裝自己是‘土耳其人’，直到臨死前才用亞美尼亞語祈禱。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也這樣生活。”
五、：田野調查之旅
2020年春天，洋小傑決定前往東部安納托利亞進行博士論文的田野調查。愛琪決定同行，她要收集庫爾德口述傳統的一手資料。他們乘坐長途巴士，沿着蜿蜒的公路向東行駛，窗外的景色從馬爾馬拉海的蔚藍逐漸變爲安納托利亞高原的土黃。
第一站是安卡拉，這座凱末爾·阿塔圖爾克建立的現代土耳其象征。在國父陵前，洋小傑望着那座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巨大建築，思考着這位現代土耳其建立者復雜的遺產——他既是被壓迫民族的解放者，也是強迫同化的推行者。
“他廢除了哈裏發，賦予婦女權利，改革文字，”洋小傑對愛琪說，“但也否認了少數民族的身份，鎮壓庫爾德起義，對亞美尼亞幸存者保持沉默。”
愛琪注視着陵墓前永不熄滅的火炬：“在迪亞巴克爾，他的畫像掛在每個政府辦公室。但在我祖父的村子裏，老人們私下叫他‘跛腳帕夏’，因爲他的政策讓庫爾德人成了自己土地上的跛子。”
繼續向東，風景變得越來越荒涼，歷史的痕跡也越來越明顯。在錫瓦斯，他們參觀了十三世紀的伊斯蘭神學院，牆上精美的塞爾柱石雕記錄着另一種輝煌。在埃爾祖魯姆，俄羅斯式的建築風格訴說着沙皇軍隊曾短暫占領的往事。
“我母親的家族來自這附近，”洋小傑站在帕蘭多肯山腳下說，“1915年春天，整個村莊的人被命令‘遷移’。沒有人到達目的地。”
沒有墓碑，沒有紀念碑，只有風吹過高原的嗚嗚聲，像是無數未說出口的故事。
在卡爾斯，一座靠近亞美尼亞邊境的寒冷城市，他們遇到了一位名叫哈吉的老收藏家。他的公寓裏堆滿了奧斯曼時期的文件、照片和實物，從軍服紐扣到泛黃的地契。最珍貴的是幾本亞美尼亞家庭相冊，奇跡般地保存下來。
“我父親是憲兵，”哈吉用沙啞的聲音說，手指輕撫一張集體照，上面是穿着奧斯曼服飾的一家人，“1915年，他被命令‘護送’一批亞美尼亞人去敘利亞。他偷偷放走了幾個人，其中一人給了他這個相冊作爲感謝。他說：‘記住我們。’”
洋小傑翻閱着相冊，那些微笑的面孔在一百多年後凝視着他。其中一頁，一個年輕女子抱着嬰兒的照片下，用亞美尼亞文寫着：“阿拉姆和瑪爾塔，我們的第一個孩子，1914年復活節。”
“阿拉姆...”洋小傑輕聲說，“伊斯坦布爾我家附近的面包店主就叫阿拉姆。他說他的祖父是1915年的幸存者，但從不提細節。”
哈吉的眼睛亮了一下：“相冊背面的家族姓氏是...讓我看看...是的，穆希塔良。來自恰特爾村。”
洋小傑的手機響了，是伊斯坦布爾的妹妹阿努什打來的緊急電話。他的手指在接聽鍵上猶豫了片刻，最終按下。阿努什顫抖的聲音從聽筒中傳來，背景是警笛聲。
六、：陰影迫近
“他們搜查了那家圖書館，”阿努什的聲音在顫抖，“法提赫區的那個。警察帶走了所有書籍，逮捕了管理員。爸爸的朋友打電話來說，你的名字可能出現在一些借閱記錄上。”
洋小傑感到一股寒意從脊椎升起。他瞥了一眼愛琪，從她的表情看出她也聽到了。
“你們現在在哪裏？”阿努什急切地問。
“卡爾斯。我們明天就回伊斯坦布爾。”
“不，別回來。至少現在別。媽媽說她在安卡拉有個表親，你們可以去那裏避一避。”
“掛斷電話！”房間陷入沉重的寂靜。哈吉老人默默地煮着茶，茶水沸騰的聲音是唯一的響動。窗外，卡爾斯城堡的輪廓在暮色中若隱若現，這座十世紀的亞美尼亞要塞見證過無數帝國的興衰。
“你們今晚可以住在這裏，”哈吉最終說，“樓上有個空房間。明天早上有開往安卡拉的早班巴士。”
那晚，洋小傑難以入眠。他躺在陌生房間的硬床上，聽着愛琪平穩的呼吸聲，思緒萬千。他想起祖父臨終前的話：“在土耳其做亞美尼亞人，就像在玻璃地板上跳舞——你可以移動，但永遠不知道哪一步會踩碎一切。”
凌晨時分，他悄悄起身，從背包裏拿出筆記本和那本從圖書館借出的亞美尼亞記。如果警察真的在找他，這些材料不能落入他們手中。但銷毀它們感覺像是背叛——對那些記錄下自己故事的人的背叛，對那些冒着風險保存這些故事的人的背叛。
“你想怎麼做？”愛琪的聲音突然在黑暗中響起。她也沒睡。
“我不知道。藏起來？寄給國外的朋友？”
愛琪坐起身，月光透過窗戶灑在她的側臉上。“我父親曾經說過，記憶的重量不在於保存的媒介，而在於傳遞的意志。只要我們還記得，故事就活着。”
她接過那本記，輕輕翻開泛黃的書頁：“我們可以抄下最重要的部分。然後把原件藏在某個地方，等風暴過去。”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他們在昏黃的台燈下工作，輪流抄寫記中的段落。那是1915年一位亞美尼亞教師寫下的，記錄了他所在村莊的常生活，直到“遷移”命令下達的那一天。筆跡從工整逐漸變得潦草，最後幾頁幾乎難以辨認。
“今天我看見士兵們包圍了教堂...他們帶走了神父...婦女們在哭泣...上帝啊，你要考驗我們到何時？”
黎明前，他們抄完了最後一頁。洋小傑將原件用防水布包裹，藏在哈吉老人院子裏一棵老核桃樹的樹洞中。“我會守護它，”老人承諾，“直到你回來，或你的孩子回來。”
前往安卡拉的長途巴士在晨霧中駛離卡爾斯。洋小傑望着窗外後退的風景，安納托利亞高原在初升的太陽下呈現出血紅色。這片土地飲下了太多鮮血——亞美尼亞人、希臘人、庫爾德人、土耳其人——卻沒有一片紀念碑能承載所有的記憶。
七、：安卡拉的避難所
洋小傑的遠房表姨在安卡拉的住宅區有一套空置的公寓，成了他們臨時的避難所。這裏與伊斯坦布爾截然不同——街道更寬，建築更新，少了歷史的分量，卻多了的冷漠。安卡拉是計劃中的首都，一切井然有序，也因此缺乏伊斯坦布爾那種混亂的生命力。
最初幾天，他們幾乎足不出戶，通過加密消息與家人朋友聯系。圖書館事件在獨立媒體上有些報道，但主流媒體幾乎完全沉默。被捕的管理員被指控“傳播恐怖主義宣傳”，一個在土耳其法律中定義模糊卻後果嚴重的罪名。
“我們需要法律幫助，”洋小傑在電話裏對父親說，“但請律師可能會讓事情更公開化。”
瓦醫生的聲音聽起來疲憊但堅定：“我已經聯系了人權協會的朋友。他們說現在最重要的是保持低調。指控你的證據鏈似乎不強，主要是關聯性犯罪。”
與此同時，愛琪聯系了庫爾德文化協會的一位熟人，得知針對少數民族文化機構的壓力正在增加。“他們說這是‘國家安全需要’，”她轉述道，“但實際上是選舉前的政治表演。”
一周後，他們冒險出門，前往安卡拉大學圖書館繼續研究。在這裏，洋小傑發現了一份被忽視的檔案——1927年土耳其共和國第一次人口普查的原始表格復印件。在職業一欄，許多非填寫的不是實際職業，而是統一標注的“農民”或“工匠”，仿佛他們復雜的人生可以被簡化爲兩個詞。
“他們在被統計的同時被抹去，”洋小傑對愛琪低語，“就像我家族中的許多人，在官方記錄中從未作爲亞美尼亞人存在過。”
愛琪正在研究1960年代土耳其文學期刊中庫爾德主題的出現與消失。“看這裏，”她指着一篇1962年的短篇小說，“故事明顯發生在迪亞巴克爾，人物有庫爾德名字，但雜志前言特意說明‘這只是地方色彩，無關政治’。”
“否認的同時又在展示。”
“就像我們，”愛琪苦笑道，“在土耳其，作爲庫爾德人或亞美尼亞人，你必須足夠土耳其，才能被允許做一點自己。”
一天下午，他們在公寓裏聽到樓下鄰居大聲播放的新聞：總統在集會上承諾“消滅一切威脅國家統一的因素”。陽台上晾曬的床單在風中劇烈飄動，像無聲的旗幟。
“我想家了，”愛琪突然說，“不是迪亞巴克爾，也不是伊斯坦布爾。而是一個可以簡單存在的地方，不需要解釋，不需要辯護，不需要隱藏。”
洋小傑從背後輕輕抱住她，下巴抵着她的頭頂。“也許那樣的地方只能由我們創造出來。在兩人之間，在家裏，在記憶保存的地方。”
八、：證詞與和解
三周後，律師通知他們可以安全返回伊斯坦布爾了。針對圖書館的指控被縮減爲“行政違規”，管理員在繳納罰款後被釋放。針對洋小傑的調查因“證據不足”而中止，但警告他“避免接觸非法材料”。
“這是典型的土耳其式解決方案，”瓦醫生在他們回家後說道，“不宣布你無罪，但讓你走。給你自由，但讓你記得鎖鏈的存在。”
洋小傑發現，這次經歷改變了他與愛琪的關系。如果說之前他們的連接是基於共同的邊緣感和智性吸引，現在則增加了一種更深層的紐帶——共同面對恐懼、不確定性，並選擇彼此作爲避難所。
然而真正的考驗在幾周後到來。愛琪接到迪亞巴克爾家人的電話：她的祖母病危，希望見她最後一面。這意味着她必須獨自前往那個仍然動蕩的地區，而洋小傑作爲亞美尼亞人，出現在那裏可能會引發不必要的注意。
“我必須去，”愛琪收拾簡單的行李，“她是最後一個用庫爾德語給我唱搖籃曲的人。”
洋小傑堅持陪她到至都安卡拉。“我在那裏等你。每天通電話。如果有任何問題，我立刻過去。”
前往迪亞巴克爾的旅程對愛琪來說是一次時光倒流。飛機降落後，她坐上前往老城區的出租車，窗外的景色從現代化的機場逐漸變爲熟悉的黑色玄武岩建築。迪亞巴克爾，庫爾德人稱它爲“阿梅德”，這座城市在陽光下呈現深灰色，如一塊巨大的炭。
祖母躺在老宅的床上，房間充滿了草藥和歲月的氣味。她的臉像一張被反復折疊又展開的羊皮紙，布滿深深淺淺的紋路。看見愛琪，她裂的嘴唇露出微笑，用庫爾德語低聲說：“我的小鳥回來了。”
接下來的三天，愛琪坐在祖母床邊，聽她斷斷續續地講述往事：童年時在底格裏斯河畔玩耍，1940年代的飢荒，1980年代軍事政變後的宵禁，她兒子（愛琪的父親）的“失蹤”與歸來，以及最終選擇離開的苦澀決定。
“我們像種子，”祖母在最後一天說，聲音幾乎聽不見，“被風吹散，落在石縫裏，但還是要開花。你找到了你的花園嗎，孩子？”
“我在嚐試，。我在嚐試種一個花園。”
祖母點點頭，閉上眼睛，再未睜開。她的葬禮簡單而私密，只有家人和少數鄰居參加。墳墓在老城區邊緣的一個小墓地，旁邊是她丈夫和長子的安息之處。墓碑上沒有庫爾德名字，只有土耳其語的“哈尼姆女士”。
葬禮後的家庭聚會上，愛琪見到了多年未見的親戚們。表兄弟們有的在本地做小生意，有的去了伊茲密爾或安塔利亞打工。一位叔叔是當地中學的庫爾德語老師——這是近年來才被允許的職位，但教材需經嚴格審查。
“你的男朋友，那個亞美尼亞人，”一位堂兄在喝茶時不經意地問，“他家人能接受你是庫爾德人嗎？”
問題很直接，但愛琪聽出了背後的關心。“就像我們家接受他一樣，”她謹慎地回答，“有挑戰，但我們在努力。”
堂兄點點頭：“好。不同部落的人應該聯合，而不是爭鬥。我們的敵人是那些讓我們互相對立的人。”
離開迪亞巴克爾的前夜，愛琪獨自走到著名的黑色城牆下。月光在古老的玄武岩上投下深沉的陰影，城牆的箭垛如巨獸的牙齒刺向夜空。她觸摸着冰冷的石頭，感受着千百年來無數雙手留下的痕跡——亞述人、波斯人、羅馬人、拜占庭人、人、塞爾柱人、蒙古人、奧斯曼人，現在主要是庫爾德人。
“記住，”她對着城牆低語，既是對石頭說，也是對自己說，“但不要被記住的方式囚禁。”
九、：博士答辯
回到伊斯坦布爾，洋小傑進入了博士論文的最後階段。他的研究聚焦於1915年後亞美尼亞幸存者的三種記憶策略：同化、離散和沉默抵抗。通過檔案研究、口述歷史和家族記憶，他試圖呈現一個被官方歷史邊緣化的敘事。
答辯期定在2021年春天。委員會包括他的導師、兩位歷史系教授，以及一位來自亞美尼亞的客座教授。教室裏坐滿了同學和朋友，愛琪和洋小傑的父母坐在第一排。
陳述進行得很順利，直到問答環節。一位保守派的教授提出了尖銳的問題：“你的研究大量依賴口述歷史和‘情感記憶’，這是否會影響學術客觀性？畢竟，歷史學應該基於可驗證的事實，而不是主觀感受。”
洋小傑深吸一口氣，看向愛琪，她微微點頭。他轉向提問的教授：“尊敬教授，您說得對，歷史學追求事實。但問題在於，誰的事實被記錄，誰的事實被保存？檔案本身是選擇的產物。1915年，奧斯曼政府系統地銷毀了亞美尼亞人的財產記錄、教堂檔案、學校文件。那麼，如果我們只依賴‘官方檔案’，那些被從歷史上抹去的人就永遠沉默了。”
他頓了頓，繼續道：“口述歷史不是要取代檔案，而是補充檔案的沉默。當我的曾祖母告訴我，她記得1915年春天，村子裏杏花盛開時士兵來了，這不是‘主觀感受’，而是一個特定時空的歷史事實。區別在於，這個事實沒有被寫在紙上，而是寫在身體和語言的記憶裏。”
教室裏一片寂靜。提問的教授表情嚴肅，但最終點了點頭：“繼續。”
答辯最後，來自亞美尼亞的客座教授用帶有口音的土耳其語說：“我注意到，在你的論文中，不僅關注亞美尼亞人的創傷，也關注土耳其普通人的困境——那些被命令執行驅逐的士兵，那些默默幫助鄰居的村民，那些在暴力中失去兒子的母親。這不是簡單的受害者-加害者敘事。”
“因爲歷史很少是簡單的，教授。”洋小傑回答，“我的祖父經常說，在那些黑暗的子裏，既有伸出援手的土耳其鄰居，也有掠奪亞美尼亞人財產的土耳其鄰居。人性是復雜的。但承認復雜性不應成爲否認基本事實的借口——一場由國家組織的災難發生了，成千上萬無辜者死去。我們可以同時記住受害者的苦難和理解普通人在極端環境下的道德困境。”
答辯委員會閉門審議了二十分鍾。當門再次打開時，洋小傑的導師宣布：“一致通過。恭喜，洋小傑博士。”
掌聲響起。瓦醫生擦去眼角的淚水，瑪麗亞緊緊握住丈夫的手。愛琪的笑容明亮如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陽光。
十、：新旅程
獲得博士學位後，洋小傑在伊斯坦布爾一所私立大學找到了教職。愛琪完成了關於庫爾德女性寫作的碩士論文，開始在一家小型出版社工作，專門出版少數民族文學作品。他們在巴拉特區租了一間帶小院的公寓，院裏有棵無花果樹，夏天會結出紫色的果實。
2022年春天的一個周六，他們決定舉辦一次小型聚會，邀請朋友和同事。來客包括土耳其人、庫爾德人、亞美尼亞人、希臘人、人——一座微型的伊斯坦布爾。陽台上，人們在音樂中交談，分享食物和故事。
洋小傑看着這一幕，突然想到祖父曾描述過的場景：二十世紀初的伊斯坦布爾，不同族群混居在同一個街區，共享面包、鹽和悲傷。然後一個世紀過去了，社區被撕裂，人們被分類、隔離、對立。
“也許我們可以重新編織，”愛琪來到他身邊，遞給他一杯茶，“不是回到過去——那是不可能的——而是創造一個新的方式，承認差異，但不被差異定義。”
晚些時候，當客人們陸續離開，他們清理着杯盤。月光透過無花果樹的葉子，在石板地上投下斑駁的影子。遠處傳來渡輪的汽笛聲，橫跨金角灣的大橋燈光如項鏈。
“我想做一件事，”洋小傑突然說，“成立一個非正式的口述歷史，記錄普通土耳其人的家族記憶——不只是少數民族，而是所有人。關於戰爭、、城市化、現代化的一切。不是要建立對立的歷史，而是要展示歷史如何在不同族群中以不同方式被體驗，但又有共同的人性線索。”
愛琪靠在他肩上：“我可以負責收集庫爾德人的故事。我認識迪亞巴克爾的一位老師，他一直在做類似的工作，但缺乏資源。”
“我們可以從小做起。在社區中心舉辦分享會，建立一個數字檔案。不涉及政治，只關注個人故事。”
“在土耳其，個人故事就是政治，”愛琪輕聲說，“但也許正是這樣，才更需要被講述。”
他們沉默了一會兒，聽着城市的夜晚聲音：遠處酒吧的音樂，街上小販的叫賣，某家嬰兒的哭聲，寺最後一次喚拜的餘音。
“還記得我們在卡爾斯那晚嗎？”洋小傑問，“躲在哈吉老人的房子裏，抄寫那本記？”
“當然記得。我以爲我們可能永遠回不來了。”
“但在那一刻，我並沒有感到恐懼。反而有一種奇怪的平靜。因爲我知道爲什麼而冒險——不是爲了證明什麼，不是爲了對抗什麼，只是爲了不讓那些聲音消失。”
愛琪握住他的手：“記憶是責任，但不是枷鎖。我們可以記住過去，但不被過去囚禁。我們可以承認痛苦，但不被痛苦定義。”
洋小傑看向院子裏的無花果樹，在月光下，它的影子延伸到牆外，與鄰居家的葡萄藤影子交織在一起。“就像這棵樹，”他說，“在土裏，但枝葉伸向天空。知道它來自哪裏，但枝葉向往光明。”
十一、：無花果樹的影子
命名爲“交織的聲音”，從一個小網站和每月一次的故事分享會開始。第一次分享會在他們公寓的院子裏舉辦，只有十幾個人參加。一位土耳其退休教師講述了她父親從薩洛尼卡到伊斯坦布爾的故事；一位亞美尼亞老人用混合着土耳其語和亞美尼亞語的句子回憶童年；一位庫爾德年輕人朗讀了他祖母關於季節性遊牧的詩歌。
隨着時間推移，參與者越來越多。他們租用了社區中心的小房間，建立了簡單的錄音設備。故事如細流匯成江河：關於1923年希臘-土耳其人口交換的家族記憶，關於1955年反希臘亂的個人證詞，關於1980年軍事政變的童年印象，關於1990年代東南部沖突的失落與希望。
洋小傑和愛琪自己也成爲了的一部分。在一次分享會上，洋小傑講述了他的曾祖父如何在1915年幸存下來，而愛琪則分享了她父親“失蹤”與歸來的故事。講述時，他們手握着手，像兩棵在風暴中相互支撐的樹。
“這不是比較痛苦，”洋小傑在分享會結束時說，“而是認識到，在這片土地上，痛苦是共享的人類狀況，即是原因和表現不同。當我們傾聽彼此的故事時，我們不是在稀釋自己的經歷，而是在擴展自己的人性。”
2023年秋天，洋小傑收到卡爾斯哈吉老人的來信。信很短，字跡顫抖：“核桃樹病了，也許撐不過這個冬天。你藏的東西還在。來取吧，或告訴我怎麼做。”
那個周末，他們再次前往卡爾斯。哈吉老人更顯蒼老，但眼神依然銳利。院子裏的核桃樹確實枯萎了，葉子落盡，枝裂。
“它見證了一個世紀，”老人撫摸樹，“現在要休息了。”
洋小傑從樹洞裏取出那個防水布包裹。一百多年過去，記的皮革封面依然完好。他小心地翻開，那些在緊急燈光下抄寫過的字跡現在在光下顯得更加清晰。
“你應該保存它，”洋小傑對哈吉說，“或捐給博物館。”
老人搖搖頭：“我不是它的主人，只是保管人。現在交給你了。”
回到伊斯坦布爾，他們決定不將記公開展示，也不數字化。它太脆弱，承載的重量太大。相反，洋小傑用從記中摘錄的片段，結合其他來源，創作了一系列關於1915年普通人生存狀態的文章，發表在學術期刊和公共媒體上。每次引用，他都會注明：“據一位匿名幸存者的記錄。”
一個周下午，他們在陽台上整理新的錄音材料。愛琪懷孕了，初期的不適開始顯現，但她堅持繼續工作。“這個小家夥，”她輕撫腹部，“將出生在一個充滿故事的世界裏。不知道這是禮物還是負擔。”
“也許都是，”洋小傑將手放在她的手上，“但至少我們會告訴他/她所有的故事，不只是容易的那些。”
無花果樹在秋風中沙沙作響，成熟的果實落在地上，吸引了幾只麻雀。遠處，加拉塔塔的輪廓映在傍晚的天空中，這座中世紀的熱那亞塔樓見證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奧斯曼的輝煌、共和國的誕生，以及無數普通人的悲歡離合。
“我在想，”愛琪說，“一百年後，會有人講述我們的故事嗎？一個亞美尼亞男人和一個庫爾德女人，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伊斯坦布爾，試圖記住被遺忘的，在不和中尋找和聲。”
洋小傑望向博斯普魯斯海峽，海水在夕陽下如融化的黃金。“也許不會。也許我們的名字不會被記住。但如果我們種下的樹能提供一點陰涼，如果我們保存的聲音能在某人心中引起共鳴，那就足夠了。”
夜幕降臨，城市的燈光逐一亮起。亞洲區的丘陵消失在黑暗中，但海峽對岸的燈光如對岸的城諾。在土耳其，這個橫跨歐亞、承載着帝國記憶和民族夢想的國家，兩個年輕人繼續着他們微小而重要的工程：在分裂的土地上搭建理解的橋梁，在沉默的地方發出聲音，在歷史的陰影中種植未來的種子。
洋小傑和愛琪的故事只是無數類似故事中的一個。在今天的土耳其，許多人在用自己的方式應對復雜的過去和不確定的未來。有的是公開的活動家，有的是沉默的見證者，有的是常生活中的和解者。他們的道路不同，但共享一個信念：記憶不必是囚籠，差異不必是分裂的理由，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新的可能性仍在生長，如石縫中頑強鑽出的新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