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浦江的霧氣，似乎總能滲進法租界這座西式莊園的每一個角落。姚家瑤披着一件厚重的晨縷，站在窗前，望着窗外模糊的江景。離開北平那個權力漩渦已有數年，昔官袍加身的炙熱感，早已被江南溼的冷意取代。
他的一生，仿佛是一幅由官印與委任狀拼接而成的長卷。
祖籍紹興，生於江西南昌。寒窗苦讀，沿着科舉正途，他成了清末的貢生，這是舊時代賦予的功名與資格。然而，時代的浪很快將他推向了另一條道路。他的才和機遇，首先在遙遠的四川展現，出任鹽運使，掌管一方財稅命脈。鹽鐵之利，自古便是國家財源重器，這個職位，奠定了他後與“財”、“稅”二字不解之緣的基礎。
民國肇建，萬象紛更。1913年，他回到了故鄉江西，出任內務司司長，開始涉足地方民政。但北京城顯然對他有更大的吸引力，他的能力也被中樞所看重。不久，他便北上，成爲北京政府財政部整理賦稅所的議員。在那紛亂的年頭，整理全國賦稅，無異於試圖理清一團亂麻，其間的權衡、博弈與艱難，不足爲外人道。
履歷上緊接着是“長蘆鹽運使”。這又是一個至關重要的鹽務職位，長蘆鹽區地處京畿，其重要性更勝四川。隨後，他的身影出現在了“安福會”把持的參議院中，成爲一名議員。那是一個被特定派系掌控的議會，其間的立場與糾葛，是他後不願多提的篇章。
人生的頂峰在1923年到來。一紙調令，將他送回了江西，這一次，不再是司長，而是主政一省的省長。封疆大吏，光宗耀祖。然而，彼時的江西，乃至整個中國，正處於軍閥割據、政令不通的境地。省長的名號之下，是無數亟待解決而又無從下手的難題：財政匱乏，軍隊驕橫，民生凋敝。
省長任期並未持續很久。1926年7月，他的名字再次出現在北京的任命公報上，這一次是“全國水利局總裁”。從封疆大吏調任專管水利的部門，看似職權範圍縮小，但在那個水患頻仍的年代，亦是一項關乎國計民生的重任。兩年後，1928年，隨着北洋政府的最終落幕，他也徹底去職。
在這個兵荒馬亂的年代，他早已選擇了在上海置辦了產業，把他的一大家子全部遷徙並安置在了上海。這座遠東最大的都市，既有殖民地的畸形的繁華，也提供了相對安全的庇護所。
姚公館坐落在當時的法租界海格路，是一處占地頗廣的莊園。最引人注目的，並非那中西合璧的園林，而是並排而立、風格各異的兩幢三層高洋樓。
東樓，住着姚家瑤明媒正娶的正房太太，我的。那是一幢氣派莊嚴的紅磚建築，帶着羅馬柱式與拱形窗櫺，樓前是修剪得一絲不苟的西式草坪，象征着規矩與體面。西樓，則住着那位深得姚家瑤歡心的二房太太。聽說她是蘇州的花國大總統。那是一幢更爲精巧秀雅的白色小樓，帶有雕花鐵藝陽台和凸窗，窗外爬滿了蔥鬱的爬山虎，樓側則是一小片栽種了玉蘭和芭蕉的中式庭院，別有一番嫵媚風情。
我的爺爺，名喚姚家瑤，字星如。他的生年清晰，1871年。
